北歐“福利國家”在人口素質方面的領先，證明了通過政府進行財富再分配，創(chuàng)造平等均富、合作協(xié)調的社會，較之于貧富分化、放任競爭的社會更有利于“技能生成”，即所謂“人本積累”。

家庭的功能

具體而言，首先，北歐社會的家庭經濟條件比較穩(wěn)定，經得起周期性經濟危機的風吹雨打，有利于孩子的成長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，是公共部門的擴大。對北歐國家來說，公共部門的一個功能是給家庭提供一種經濟保險。許多家庭采取“一家兩制”的雙職工戰(zhàn)略。往往丈夫在私營企業(yè)闖蕩，妻子在公共部門就職（公共部門的雇員以女性占優(yōu)）。公共部門的職業(yè)壓力小，使女性可以有較多的精力照顧孩子；同時也比較穩(wěn)定，很少有失業(yè)之憂。當丈夫失業(yè)后，往往還可以拿原工資的80%維持很久，妻子則依然保持著穩(wěn)定收入。這樣，對孩子而言，家庭生活基本不受影響。失業(yè)的丈夫也不必急急忙忙地屈就一個低端的工作而放棄自己的專業(yè)技能，他可以在各種培訓計劃的幫助下更新技能，跳到更高級的崗位上。這樣，失業(yè)反而成了“技能生成”的過程。

相比之下，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看似有效率很多�？墒�，職工一旦失業(yè)，整個家庭就陷入生存危機。在最近“大衰退”中，這樣的報道不絕于耳；年薪十幾萬美元的高端管理或技術人員失業(yè)，饑不擇食地當起清潔工來。他們所擁有的技能，如果算入大學、研究院的費用和讀書期間放棄的工作收入，成本往往高達幾十萬美元。但一次經濟動蕩就使這些投資浪費掉，更不用說對孩子的教育了。企業(yè)精簡了，更有競爭力了，但對于社會來說，造成了技能的流失。這種“效率”的背后，是“人本”的虧空。

帶薪休假的政治經濟學

北歐國家和美國另外一大對比，是父母在法律上都享受優(yōu)厚的帶薪產假。美國則無這方面的法律規(guī)定，一些州甚至沒有產假的法律規(guī)定，婦女往往要在孩子和工作之間進行選擇；有些州即使有產假的規(guī)定，但因為不帶薪，許多母親根本休不起。另外，北歐國家有著優(yōu)良的公共托兒所、幼兒園系統(tǒng)。當母親需要出去工作時，孩子有地方可托。對于受教育程度低、收入低的家庭來說，這種高水平的幼教機構使孩子從小就享受良好的教育，不至于“輸在起跑線上”。美國的孩子則到5歲才有公共幼兒園，在此之前家長只能把孩子送到私人托兒所，底薪階層很難支付得起高昂的學費，或者只能把孩子送到非常低廉的托兒所，很難談得上什么早教。這樣，貧富階層根據(jù)自己的經濟資源，給孩子創(chuàng)造的環(huán)境就有天壤之別。許多孩子一出生就“輸在起跑線上”。

公共教育的差異

“起跑線”還僅僅是問題的一端。北歐國家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遠遠高于美國：瑞典、挪威為7.5%，丹麥8.1%，芬蘭6.6%，美國僅5.3%。這些投入的大部分，都集中在中小學的義務教育上。不僅如此，北歐的這些投入的分布也均勻的多，學校的教育質量有著普遍性的保障，孩子們不會因為自己家庭背景而上劣質的學校。美國的公立教育，在很大程度上處于貧富隔離狀態(tài)。富人住在一個區(qū)，窮人住在另外一個區(qū)。學校的錢主要來源于當?shù)氐姆康禺a稅。富人區(qū)房價往往高出窮人區(qū)七八倍，房地產稅也水漲船高，教育資源充足。窮人的學區(qū)則破落不堪，很難找到合格的教師。

高等教育也許是唯一的例外。美國主宰著世界的一流大學，雖然對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僅相當于GDP的1.3%，遠低于瑞典的1.9%，但私人在這項上的投入分別高達2.7%和2.6%，瑞典的私人投入則微乎其微。所以，在人均總投入上，美國達到了4%。不過，從產出看，美國并沒有太大的優(yōu)勢。以獲得學士學位的人數(shù)占總人口比例計，瑞典為42.3%，美國為39.1%；再以科學與工程學位占學士學位的比例計，瑞典為31.7%，美國僅為14.7%。另外，瑞典的博士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國高出一倍多，居世界第一；科學和工程的博士學位在人口中的比例，同樣是世界第一，比美國高數(shù)倍。這些數(shù)據(jù)表明，北歐公共高等教育體系比美國的更有效率。

另外，北歐的公共教育體系著重維持基本的教育質量、滿足學生的基本需求，很少有不必要的鋪張浪費，而且上大學基本上是免費的。與此相比，高度市場化的美國，私立大學之間往往展開鋪張的競爭，除了高價爭聘明星教授、打造一流的圖書館和實驗室外，還大建豪華宿舍、豪華健身房，以吸引學生和家長的眼球。為了這些豪華私立大學競爭，州立大學也只有跟風。這一切，都推高了高等教育的成本。普遍老百姓的子弟多通過貸款上大學，甚至有畢業(yè)時欠債20萬美元以上者。目前美國的學貸超過萬億美元，超過信用卡貸款數(shù)額，幾乎肯定是無法償還的。有經濟學家指出，美國的大學泡沫，甚于次貸危機。更糟糕的是，除了精英大學外，普通大學的教育質量得不到保障，大量大學生畢業(yè)找不到工作。凡此種種，都是美國未來高等教育要面對的嚴重問題。

在北歐社會，盡管那里的大學看上去比美國的要寒酸得多，大學畢業(yè)后的收入看上去也并不那么誘人，但上大學的人還是很多，許多人就這么“安貧樂道”的讀完博士。這也讓經濟學家們大惑不解：明明沒有什么回報，怎么瑞典那么多人去讀博士？他們似乎永遠也無法理解：在那里，個人的回報無法用純粹的物質因素來衡量。但是，對整個國家、整個社會而言，這種超然的求學態(tài)度的物質回報則是實實在在的，它使得北歐社會能在很短時間內就轉型為高科技社會，并且顯示出巨大的競爭力。